唐太宗李世民被后世称为“千古一帝”，但他对功臣的态度却并非一视同仁。玄武门之变作为他夺权的关键事件，深刻影响了其用人策略。同为未参与政变的开国名将李靖与李勣，为何一个被终生防备，另一个却备受重用？这背后不仅是帝王心术的体现，更藏着两人出身、性格与历史背景的复杂纠葛。

李靖的职业生涯始于隋朝，他曾被隋炀帝派去监视李渊，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“污点”。尽管后来归顺李唐，但他始终被贴上“前朝旧臣”的标签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在李渊与李世民父子争权的过程中坚持中立，既不帮李建成，也不站李世民。这种态度看似明哲保身，却让李世民深感不安——毕竟，一个能力超群却难以掌控的老将，始终是皇权的潜在威胁。

李世民曾试图拉拢李靖，甚至在他因李渊猜忌险些被杀时出面求情。但李靖的回应始终冷淡。玄武门之变前，他直言：“臣只知保境安民，不问皇家私事。”这种“纯臣”姿态，在李渊时代是美德，到了李世民这里却成了“不忠”的象征。毕竟，对于一个通过政变上位的皇帝而言，不表态的臣子比敌人更危险。

与李靖不同，李勣的起点是瓦岗寨降将，出身寒门的他毫无前朝背景包袱。归唐后，他被直接分配到李世民麾下，跟随秦王南征北战，积累了深厚的私人情谊。尽管玄武门之变时他也未明确支持李世民，但一句“若殿下功成，臣自当效命”的暧昧表态，让李世民找到了台阶。这种圆滑，恰恰是李靖缺乏的。

李勣的处世之道更符合帝王心意。他既能展现忠诚（如厚待旧主李密），又懂得适时低调避嫌。李世民曾评价他：“李勣知进退，不贪权。”相比之下，李靖的军事才能过于耀眼，甚至被李渊称为“我朝卫青”，功高震主之下，自然难逃猜忌。

李世民对李靖的防备，本质上是对“非嫡系”势力的清洗。李靖作为李渊时代的核心将领，代表的是前朝旧臣集团的利益。而李勣全程参与秦王系的军事行动，早已被打上“天策府”烙印。即便两人都未参与玄武门之变，李勣的出身和履历让他天然属于李世民的政治基本盘。

晚年李世民对李勣的态度也耐人寻味。临终前，他故意将李勣贬官，再让儿子李治重新提拔，以此施恩绑定。而对李靖，他至死未释怀——亲征高句丽时，面对病重的李靖，李世民那句“司马懿也曾老病”的敲打，暴露了根深蒂固的疑虑。

李靖与李勣的命运差异，是封建皇权逻辑的必然结果。李靖的才华与中立，在和平年代是良将典范，在权力更迭期却成了致命弱点；李勣的务实与低调，则让他成为新君眼中“可控”的棋子。李世民的用人策略，既体现了帝王权术的精明，也折射出古代功臣“功成身不退”的悲剧宿命。两人的故事，至今仍在提醒后人：在权力的漩涡中，才能固然重要，但站队的艺术往往更致命。